和18世纪初的普鲁士（1717年），19世纪才在欧洲全面普及成现代义务教育体系。这与宋朝（我们之前讨论的北宋兴学校）相比，西方政府直接大规模办基础教育晚了约500-800年。

这些机构由中央统一规划、全国推广，经费来自常平仓息钱、户绝财产（无继承人财产）、地方财政，甚至优先于军粮（“兵食顾在其后”）。徽宗时期福利最盛，标准最高（给肉食、蚊帐、酒馔），甚至出现“福利病”（壮年冒充穷人赖院不走），徽宗自己下诏纠偏，可见执行力度之大。

结果：北宋社会高度城市化、商业化，底层脆弱性本高（流民、灾荒频仍），但通过“国家兜底+宗族义庄+民间互助”，极端冻饿死亡极少见于记载。相比唐末五代“路有冻死骨”、明清灾年尸横遍野，北宋的民生底线明显更高。南宋遗民周密《武林旧事》感慨：“民生何其幸欤！”正是这种感慨的写照。

北宋的伟大在于：它用制度化力量把“仁政”从口号变成现实，创造了古代中国最接近“幼有所育、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、死有所葬”的社会。即使以靖康之耻收场，也无法抹杀其文明高度——正如一座辉煌宫殿，最终被外敌焚毁，但其建筑艺术与人文关怀，仍是人类文明的巅峰。

如果你把37%脆弱性（Kill line）看作社会“自然淘汰率”，北宋就是用巨额财政和制度干预，把它压到最低的古代典范。

By Grok